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，我拎着铺盖卷回到纺织厂家属院。

厂里没有岗位了，母亲又摔过一回腿，我回来陪她。

院门口那座凉棚还是我记忆里的样子，绿漆剥成灰白，顶上几块玻璃用铁丝捆着。不同的是，四周多了一圈黄黑相间的警戒带。

带子一头断了，拖在泥水里。

母亲没从棚下走。她扶着墙，绕到垃圾房旁边，多走了二十多米。

“妈，不是拉着警戒带吗？怎么还往那边去？”

“前天掉了块铁片。”她接过我的网兜，“拉带子是拉带子，走的人总得走路。”

正说着，马国良从门房出来。

他是厂后勤科副科长，也是家委会主任。院里换灯、修沟、收摊位管理费，都从他那张桌上过。

“青禾回来啦。”他看了看我的行李，“回来正好，劝劝**，别老去跟人说凉棚要塌。没影的事，弄得人心慌。”

母亲低头摆手：“我没说要塌，我就说铁片掉了。”

“掉了就修嘛。”马国良笑，“月底议事，按程序来。”

这句话我小时候就听过。

父亲在世时，院里的水泵坏了，他说按程序；围墙裂了，他也说按程序。可他胸前总挂着一串钥匙，谁家有急事，他又能第一个把门打开。

我问：“六月底还议什么？警戒带都烂在地上了。”

他脸上的笑淡了些：“你刚回来，不了解情况。棚子过了质保，三个摊位还指着它遮雨，拆了大家吃什么？再说，钱从哪儿出？”

“那就先把松的东西取下来。”

“专业的事，得专业的人看。**在，还能搭把手，现在谁敢上去？”

父亲的名字被他随手一抬，母亲立刻扯了扯我的袖子。

回家后，她给我盛粥，低声说：“别问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**当年装过那个棚，验收单上有他的名。你往下查，先翻出来的是他。”

父亲沈怀山，做了二十七年维修工，去世三年。家里最体面的东西，是他留下的工具箱，扳手按大小排得一丝不乱。

我擦开铜锁，最底层压着一本蓝布面册子。

封面四个字：**记录。

第一页是一九九三年六月，最后一页停在一九九五年三月八日。

他去世前四天。